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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险反欺诈任重道远 (1)
2018-01-05 12:21:54  作者:王国祥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浏览次数:0  文字大小:【】【】【
  •   □王国祥 作为商业保险,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经营目的之一。众所周知,理赔是公司经营过程中最大的成本 ...

□王国祥

作为商业保险,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经营目的之一。众所周知,理赔是公司经营过程中最大的成本支出,然而,由于保险独具的射幸原则及保险标的非受保险人管领和控制,保险欺诈与保险业务与生俱来。业内将保险欺诈形象地称之为“保险黑洞”。据报道,保险业发达的美国保险犯罪仅次于毒品犯罪。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群众对生活品质提升的追求,财产保险尤其是与民众密切相关的车辆保险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车险欺诈手段层出不穷,现在,有预谋、有组织、有分工的犯罪链已然呈现,打击迫在眉睫,但由于掣肘因素太多,虽有成果,但一路走来,殊为不易。车险反欺诈艰难前行,任重而道远。

一、车险反欺诈十分重要

现行的保险制度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产物,对我国而言,其实是个舶来品,且中间受到战争、文革等因素的影响,国人对保险制度的认识仍不甚了了,良好的保险消费文化尚未形成。国内保险业务已经恢复办理30余年,不少人至今仍将人们经过科学计算,对未来或有风险以事先约定、平时支付小额保险费的财务安排来化解的现代保险制度看成是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博弈,继而引发一系列问题;同样,改革开放后,由于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家用车进入千家万户,但在发达国家已经形成的良好的汽车文化(如严守交通规则,特别是非特定道路、特定情况下的汽车礼让行人等)包括与之相适配的汽车保险文化更未同步形成,以致经常在车险诈骗案中出现“碍于情面”、出具伪证,却扮“吃瓜群众”的咄咄怪事。车险是保险企业的龙头险种,其一举一动对行业形象及社会影响巨大而深远。

(一)车险在保险公司内部业务结构中占比最大

近年来,随着企业改制、私家车爆发性增长,保险公司的车险业务在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各种正常的和不正常的矛盾也不断凸显,社会公众、监管机构的关注热点也在于此。尽管如此,各家财产保险公司均不可能放弃这项业务,因为,车险在保险公司内部业务结构中占比实在太大(多为半数以上),丢不得,输不起。各家保险公司均有专业的、庞大的车险展业团队以与之相适应。

(二)车险在保险产品中目前社会影响最大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内陆纵深与汽车制造业的兴起契合广大人民群众追求的物质生活提升,以致成就了财产保险公司“一车独大”。同时,车险的社会关注度与日俱增,不但同业会议,甚至有财产保险公司参加的各类综合会议均可能出现谈保险必谈车险,谈车险而遑论其他保险的情况。财险举案释法也多以人们常见的车险为示例。前几年,监管部门也是以抓“车险理赔难”作为整顿财险公司社会形象的切入点。车险社会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三)车险是“标准产品”,欺诈也形成了一些“标准套路”

如果说原先车险市场还存在A、B、C三种条款,车险产品有细微差别的话,那么,当下一致的车险条款和两次费改使得车险成为全国、全行业更为统一的“标准产品”。这也使得车险诈骗者不需要先行识别不同条款的细微差别而径行其事先设定的“标准套路”:如高档旧车落水事故,典型套路为:购置高档旧车或二手车,选择地点偏僻事先踩点(如水深及车顶),夜深人静,单人驾车,事先打开天窗,事故发生后自行找人评估,然后提起诉讼。其他如酒驾、醉驾顶包事故、人伤案件造假等亦形成若干“标准套路”。

(四)针对车险进行欺诈活动和犯罪已经形成利益链

当下,从车险反欺诈实践来看,保险公司的对手已经由原来的单个、隐秘行为逐渐转化成“专业群体”“标准化操作”:从交警、医院寻找案源,继而进行专业造假或买断案件,由专业的物损或伤残评定机构出具“鉴定”,径行诉讼,以“合法”途径陷保险公司于不利位置,从而冠冕堂皇地获得其不应该获得的利益。笔者曾在代表行业协会参加泰州市法院系统座谈会时痛陈:欺诈团伙形成产业链,有细密的分工合作以猖狂获取非法利益:有与医院“合作”收集案源者;有与“相关企业”合作,出具假误工证明者;有与鉴定机构打通关节进行无残评残、低残高评者;有买断案件“专业代理”者;有摇不上“心仪”的鉴定机构先撤诉再起诉直至摇中者;有的直接收购高档旧车制造事故,然后不待保险公司人员查勘,凭“评估报告”直接起诉保险公司者。近两年来,我司协助公安机关破获多次诈骗案件,期间,阻碍重重,取证艰难,以致我们不得不通过省公司所在地汇款这个犯罪行为结果地作为“连接点”,异地办案,努力打破其在地方的关系网,成功办成8起刑事案件。可以印证以上事实。

(五)车险欺诈对保险制度和秩序危害极大

车险欺诈轻则为民事欺诈,重则为刑事犯罪,主要涉及罪名为保险诈骗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的历史沿革来看,中国保险诈骗犯罪立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诈骗罪中分离和不断修改完善的过程。传统的刑法犯罪构成理论认为:该罪侵犯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即既侵犯了保险制度或保险秩序,又侵犯了保险人的财产所有权。从我司举报并经公安侦查立案,最终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8个案件的类别看,均是车险欺诈案件(已经判决的有3起)。据报道,车险欺诈在保险欺诈中占比80%。以泰州人保为例:2016年全年,查处各类骗保案件434起(其中车险案件为320起),涉案金额2743万元(其中车险2484万元),反欺诈金额占赔款额度3.6%(其中车险为4.14%);而2017年1-9月就查处各类骗保案件544 起(其中车险案件534件),涉案金额高达3606万元(其中车险3502万元),反欺诈金额占赔款额度6.24%(其中车险为6.18%)。可见,车险欺诈已成洪水猛兽,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基于上述五个原因,可见车险反欺诈研究对保险反欺诈尤其是财产险反欺诈的示范效应十分明显。

二、车险欺诈之成因分析

笔者认为,车险欺诈之所以层出不穷,无法根绝,有其宏观和微观等诸多方面的欠缺和原因。

(一)宏观方面

1.立法层面的欠缺

1995年被称为我国的“金融立法年”。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相继出台。为严厉打击金融领域的犯罪,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亦出台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1997年,《刑法》进行大篇幅修订,将与保险诈骗相关的条文列入198条,将此罪名定为“保险诈骗罪”。此罪系由原来的诈骗罪派生出来的,其立法目的是对保险诈骗行为专门打击和加大打击力度,但对此二罪的法条表述、犯罪构成和追诉标准(起刑点)以及量刑尺度的比较发现,现行的刑法规定至少存在以下问题,反而不利于集中打击保险领域的犯罪:

(1)罪与非罪。《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罪的主要表述只有“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11个字,言简意赅,外延很大,而第198条诈骗罪洋洋洒洒数百言,但列举的5种犯罪行为中均为“骗取”,因此理论界、司法界均有人认为此条为结果犯,即诈骗款未到手即不为犯罪,也就是说,此罪不存在犯罪未遂形态,但为打击日益猖獗的保险诈骗犯罪,最高检研究室出台了“关于保险诈骗未遂能否按犯罪处理问题的答复”,明确“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保险诈骗行为,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获得保险赔偿的,是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上答复,虽然在公诉环节肯定了此种犯罪具有犯罪未遂形态,但却以“诈骗罪”追究,还加上了“情节严重”之条件,王晨法官认为“所谓情节严重,一般是指犯罪动机卑鄙,如贪图享乐等;犯罪手段恶劣;多次实施保险诈骗犯罪;造成严重后果,产生恶劣影响等”,但因缺乏客观标准,从而,为人为干预此类案件留下缺口,结果,司法上出现了争议和不同的处理结果。

(2)犯罪主体。诈骗罪是普通主体,而保险诈骗罪是特殊主体(包含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可为从犯)。这使得有些人虽然实施了保险诈骗行为,却无法以保险诈骗罪定罪量刑。如我市朱某购买姜某汽车后制造车辆落水事故案件,因保单上投保人、被保险人均为姜某,朱某的保险诈骗行为只能以诈骗罪入刑;保险业工作人员实施的虚假理赔等犯罪也不能列入保险诈骗罪,此类犯罪因主体身份不同,分别列入贪污罪或职务侵占罪。

(3)犯罪对象。诈骗罪的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保险诈骗罪的犯罪对象只能是保险赔款,这使得当前日益猖獗的骗取保险费的行为无法以此罪打击之。

(4)追诉标准和量刑。两罪比较后得知,诈骗罪追诉标准为2000元,而保险诈骗罪为个人1万元,单位5万元。就量刑而言,诈骗罪最高为无期徒刑,保险诈骗罪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可见,保险诈骗罪“门槛”高,“天花板”却低,同为诈骗犯罪,可能因所涉罪名不同而使保险诈骗罪犯罪分子得以接受较轻的刑罚,甚至不构成犯罪。我司协办的多起保险诈骗罪刑事案件中,此罪与彼罪、罪与非罪之辩渐成热点可见一斑。

以上行为均侵犯了现行的保险制度和秩序,即侵犯同一客体,但因立法差别易产生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量刑畸轻畸重等问题。

2.司法打击力度不够

可以说,现在保险诈骗行为非常普遍甚至非常猖獗。在欺诈与反欺诈的较量实践中,笔者对司法部门打击乏力深有感触:

(1)侦查环节重视不够、人手不足、行动迟缓,最终查无实据,饮恨罢手。根据公安侦查机关的内部分工,经济犯罪比如保险诈骗罪,归各级经侦部门管辖,而保险诈骗类犯罪比之于针对银行、证券、税务、烟草部门进行的犯罪确实存在个案数额低,社会影响小,收集证据难等特点,加之侦查人手不足,以致出现立案难、侦查难,完成侦查卷宗移送公诉机关更难的情况。实践中,往往出现公安进行初查而不立案,犯罪嫌疑人受威慑而收手的犯罪未遂情形,此情形保险公司看似未形成损失,但其实影响很坏,因为行为人的犯罪成本极小(依照刑法规定,犯罪未遂本可比照既遂从轻或减轻处罚,但如前所述,司法实践中因一开始学者们将此罪归为结果犯,往往不再追究,最高检1998年的“答复”出台后,又因虽然确定了本罪的未遂形态,但结论为“诈骗罪未遂”而招致诟病,司法实践中并不统一),但一旦成功,“回报”极大,其示范效应不容小觑。

(2)公诉环节的要求颇为严格,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安立案打击的积极性。从笔者知悉的泰州人保8起涉嫌保险诈骗罪案件情况看,公安侦查机关似乎很少有不被公诉机关退回补充侦查的情况。固然,这反映了同为金融诈骗犯罪,保险诈骗罪比其他如信用证诈骗罪、票据诈骗罪、贷款诈骗罪在证据收集上更加艰难,同时,也反映了侦查机关还需要在证据链的形成上再下功夫,但公诉机关有时在审查卷宗时确实较为严苛。如我司协办的一起夏某驾驶“凯迪拉克”轿车故意落水涉嫌保险诈骗案中,我司查勘后已经发现其蛛丝马迹而展开调查并收集初步证据向公安机关报案时,夏某仍急躁难耐,不断投诉保险公司“理赔难”,并自愿写下“承诺书”,愿意为本案的不真实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在此情况下,保险公司付出保险赔款,但仍配合侦查部门查明了夏某的诈骗犯罪真相。在检察机关审查卷宗时,反而认为我司存在明知被骗,先予赔偿的“钓鱼”行为,最终认为其犯罪未遂。虽然夏某最终被以保险诈骗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五万元,但比照犯罪既遂有所减轻,打击力度明显减小。

(3)在审判环节,民事案件的审理法官发现保险诈骗嫌疑,却鲜有主动依职权裁定停止审理,将全卷移送公安机关侦查者。其实,在日常保险公司涉诉案件中,原告提供的证据中充斥着大量的不实证据,尤其是二手车黄牛、人伤黄牛掺杂其中的案件更是十分明显。如果让犯罪嫌疑人越过这道关卡,将使公安机关在嗣后侦查时投鼠忌器。所幸的是,在笔者的努力下,泰州市某法院已经重视并出现一起庭长主动裁定驳回起诉,将审理中的民事案件移交给公安机关进行侦查的案例。

3.行政处罚缺位

费改前,据保监会统计,保险公司赔案中84%为5000元以下案件。费改后,千元以下案件骤减,但以泰州人保作为研究样本,目前,万元以下的车险案件仍在50%以上。由于保险诈骗罪起刑点个人为1万元,单位为5万元,远高于普通诈骗罪,这些案件因数额有限,构不成犯罪,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其规模和“示范”作用不容小觑,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警惕。同时,《刑法》和《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其有法定的行政处罚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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