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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险经营风险及防控(上)
2018-07-17 16:19:05  作者:庹国柱   来源:中国保险报  浏览次数:0  文字大小:【】【】【
  •   □庹国柱 自2007年以来11年间,中国大陆农业保险的迅猛发展已为全球瞩目。到2017年末,中国大陆农业保 ...

□庹国柱

自2007年以来11年间,中国大陆农业保险的迅猛发展已为全球瞩目。到2017年末,中国大陆农业保险实现保费收入477.7亿元,同比增长14.5%,参保农户2.13亿户次,同比增长4.6%;全年共向5388.3万户次的受灾农户支付赔款366.1亿元,简单赔付率77%。种植业保险方面,承保主要农作物21亿亩,同比增长21.8%;实现保费收入311.2亿元,同比增长11%,支付赔款254.95亿元,简单赔付率81.9%。全年共提供农业风险保障2.8万亿元,同比增长29.2%,较保费收入增速高出14.7个百分点。

随着农业保险的迅猛发展,进入农业保险市场的经营主体不断增多,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在有些省区竞争更加激烈。与此同时,加之全国的经营时间不长,对农业灾害的发生规律的认识还非常不足,特别是一些主体,因为经营技术和人才的局限,数据和经验的占有和积累也存在实际困难,在这种环境之下经营农业保险,其风险便不断从各方面暴露出来。

今年,全国都在防控金融风险,在农村金融这个不可或缺的领域里,农业保险的经营有没有风险,如果有,这些风险有什么特点,产生这些风险的原因是什么,如何防控这些风险,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农业保险经营中值得重视的主要风险

笔者以为,农业保险领域虽然少有高杠杆或者激进投资、资产错配等风险,但有几类风险还是值得重视:

第一,无可回避的大灾风险。大灾风险是目前所有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的最大风险。这里所说的大灾风险,是指一个地区或者一家公司在一年经营中“赔穿”的风险,也就是赔付率超过100%的风险。

2015年之前的几年,几乎所有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和有关政府部门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都比较乐观,从全国整体来看,简单赔付率最高的年份2009年是76.1%,最低的年份2011年只有51.2%。从不同公司的经营来看盈亏状况虽然也有差异,总的来说在再保险摊回之后也没有亏损的情况。以省为单位来考察,除了个别省份的风险损失比较大之外绝大部分省份也没有很多超赔发生。所以,财政部在2014年颁布了《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准备金管理办法》,原中国保监会、财政部、农业部在2015年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型农业保险产品条款拟订工作的通知》,这两个文件涉及的问题虽然不少,但是共同的潜台词是,前7年的农业保险风险责任较小,保险费率偏高,经营的利润有点多。

但是,接下去的三四年,大部分地区和主要险种降低费率,同时,较快拓展业务之后,就遭遇到不那么照顾保险公司的气象灾害了。赔付率也就上去了。就全国来看,接下去三年(即2015年、2016年和2017年)的综合赔付率分别是71%、76%和70%。而这几年的综合费用率则是19%、21%、24%,—路攀升。要说起来,从全国来看,还没有一年是“赔穿”的,只是保险机构的利润逐步在减少。局部省份的严重损失就凸显出来了。

这几年的分省统计数据表明,2015年,全国包括计划单列市在内的3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现超赔,赔付率最高的达到400%,到2016年,有11个省、市赔付率超100%,赔付率最高的福建省,达到186.6%。深圳市的赔付率达427%。有两个市是连续两年超赔。

某农业保险大省从2012年开始建立本省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准备金,从2012年到2016年,5年共提取大灾风险准备金6.79亿元,因为本省局部地区大旱导致的超高赔付,已将积累的大灾风险准备金使用掉85%。而不幸的是,2017年该省的农业保险又是一个超赔年份,简单赔付率135.6%,如果把未决赔款加进去,这个赔付率是141%;即使2017年将本省大灾风险准备金提足、用完,也不能弥补保险机构在本省的经营亏损。

我国的农业保险基本制度是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组织实施。而对于一些地方来说,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累积风险还是很高的,风险在空间上难以分散,这可能使承保基础的大数法则在这些地方将不复存在。

第二,并不鲜见的道德风险。道德风险在农业保险经营中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那就是不仅广泛存在于投保一方,存在于承保一方,还存在于作为支持和组织者的政府部门一方。农险中的道德风险也一直伴随着农业保险的发展而在不断“创新发展”。

在投保一方,虚假投保是常见的一种表现。其一是骗保,基层干部(或者是协保员)假借村里农户的名义投保,编制投保农户的名单和信息,垫付农民该交的保险费,欺骗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甚至与保险公司合谋来骗取财政补贴。

另外,投保农户在受灾以后谎报灾情、虚报或者夸大灾害损失、串换标的以骗取农业保险赔款的现象也并不鲜见。在不少情况下,有关气象部门或防疫部门甚至协助骗保农民开具灾害天气或者牲畜死亡证明。这类现象无论养殖保险,还是种植业保险经常发生,有时候甚至是大规模地发生。与此同时,投保农户不按照正常的耕作制度进行农作,疏于田间管理,或者在受灾以后怠于采取减灾减损措施,以获取保险公司的超额赔款也普遍存在。

保险公司的道德风险,可谓五花八门,表现也非常突出。比较典型的是监管部门一再惩罚的通过虚假承保、虚假退保、虚假理赔、虚挂保费和虚列费用等“五虚”方式套取财政补贴资金。不少地方出现承保面积大大超过当地播种面积,承保牲畜头数成倍高于投保农户实际饲养头数的“怪事”,甚至一个饲养场一年在同一家公司购买两次保险,签订两个同一年度的投保合同。

目前,新出现的道德风险的“创新”是“合谋骗补”。在养殖业比较常见。生猪养殖场可以选择多保(虚保):1000头猪投保2000头,与保险人达成“默契”:不管有没有猪只死亡,有多少只猪死亡,都按照保险费的60%赔款,养猪户净赚40%的利润,保险公司也毛赚40%;也可以少保或者选择性投保,猪场有1000头的规模,只投保100头,死猪全部赔偿,或者“协议”赔偿。

政府有关部门本来只是协助保险机构宣传和组织投保,帮助保险机构定损理赔,便于合理定损减少纠纷。但一些地方的相关政府部门,有的公开索取较高“手续费”,甚至为了帮助有的公司获取或扩大市场份额而受贿。或者以掌管和分配财政的保费补贴资源而索贿。克扣、截留、挤占、挪用财政补贴资金或者农户农业保险赔偿款等问题时有发生。

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是与犯罪相联系的,它们之间其实没有严格的界限,实际上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很多严重的道德风险必然走向犯罪。虽然道德风险造成的损失有多大体量我们无从统计,但农险中的犯罪有一些数据。

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统计,2013—2015年,我国农业保险领域犯罪案例共计有142个,涉案241人,所涉罪名主要包括贪污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诈骗罪、受贿罪、职务侵占罪和单位受贿罪等7项,其中,贪污罪和滥用职权罪的涉案数量分别为78件和30件,占比为54.93%和21.13%。

在涉案人员方面,贪污罪涉及乡镇及以上干部8人,村干部105人;滥用职权罪涉及乡镇及以上干部24人,村干部10人。跟投保一方的逆选择相比,保险人的逆选择实际上是自身经营的风险管理手段,与投保一方的逆选择性质和后果不大一样,主要影响的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拓展范围和规模。

道德风险一般来说虽然不至于导致公司破产,但肯定会增加农业保险的经营成本,损害农业保险的经营效率。严重的道德风险会走向犯罪,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基础甚至丧失市场份额。普遍的道德风险也必然动摇农业保险制度基础。我们不能小视,更不能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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